常 存 善 念

（张云江）

    人的心灵是柔弱的。中国古代便有“杨朱见歧路而哭，墨子见练丝而泣”的故事，因为他们两个都见到人心是那么的容易迷失，那么的容易被污染。
    看过奥地利精神医学家弗兰克写的《活出意义来》，那种内心的震撼弥久不能释怀，二战期间，弗兰克医生被关进“奥斯维辛”。侥幸活下来之后，犯人们在集中营里过的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悲惨生活，“猪狗不如”、“非人”等等词语用来描绘他们实际的生存状态，都显得太轻太轻：一张床睡九个人、每天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活、一小片面包和一小碗稀汤就是一天的饭食，随时随地受到精神、肉体的折磨和死亡的威胁，例如纳粹军官会让一名新来的囚犯去打扫厕所。如果粪水溅到这名犯人的脸上他显露出嫌恶的表情的话，一顿毒打就会如狂风暴雨般骤至。诸如此类的事件每时每刻都在每个人的身边发生，最后，人的神经完全麻木，感觉迟钝，弗兰克把这一状态称之为“情绪死亡”。于是，下面发生的一幕也就不奇怪了：
    一个犯人死了，“俘虏一个个挨近犹温的尸体，有的抢到一盘吃剩的马铃薯，有的发现死者的木鞋比自己的稍好而来个调换。另一个抢到了死者的外衣，还有一个更因为也抓到了一点东西——一根真正的绳子而高兴万分。”
    这是人的心灵扭典的一个极端的例子。人永远是现实的动物，现实环境能够使人的心灵在不知不觉中习惯它、适应它。在上面那个例子中，人必须把自己的觉知缩小到最小、最低，才能远离肉体的痛苦，而由精神的闭锁来保持内心的稳定。
    或者如古代县衙里的“庭丁”，当初挑选的都是“身世清白”人家的孩子，专门来做鞭笞刑囚犯人的工作。这些人一开始听到犯人惨号，没有不惊恐悲戚的，但日久天长，打得人多了，就鞭人如击木石，一点悲悯之心也没有了。日子再长，就会完全进入角色，或者是一边折腾犯人一边谈笑风生，或者是心中充满恨意，就小罪而给犯人上大刑；再到最后，就杀人如割草了，由一个善良的孩子到一个凶恶的酷吏，这一转变在不知不觉中完成。这是普通人的心理变化的例子。
    除非大智大觉，孰能觉知到习染如微尘般渐积渐重，逐渐湮没曾经单纯、明净的心地，而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、一种牢不可破的心态？按佛教唯识学所言，人的精神现象是由八识种子起现行，再由现行不断熏习八识种子，这种熏习循环往复、不知不觉。人生于社会中，死于社会中，社会现实存在的种种就构成了心理现行的材料，由此现行而熏习种子，构成种种观念。反过来，每个人的心理现行又对社会环境产生影响。在这不断的相互熏习中，个人开始形成自以为是的个性和观念，社会开始形成风起云涌的潮流与风气。明白这一点，我们或许能少许体会到杨朱、墨子两位大哲的心情。每个人，又怎能不慎其所染哉？
    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，个人、社会皆然。曾看到一篇文章，对曾国藩的几则日记讥笑不已，认为是伪道学。因为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，有一次家里有节日聚会，他多看了亲戚家的女眷几眼，多说了几句话，为此自责不已。看完这篇文章，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悲哀。无论如何，曾国藩都是不应该被讥笑的。一切善行莫不来源于自身对生命的一种不苟且，一切罪恶又莫不起源于对内心欲望的放纵。因为有这一点生命的庄重感，有这一点灵性的自责、自觉，才能使人如禅宗神秀大师所言：“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染尘埃”，才能使人免于在五欲六尘中日见沉沦而不复，也才能使人日进其德，增进人性的光辉。曾国藩在中国十九世纪被称为“一代完人”，其个人道德力量也必然奠基于此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即便是虚伪的，又怎能被讥笑呢？难道非要他演出一剧“三角恋爱”或“一夜情”，才能无愧于“曾文正公”的谥号？
    但这讥笑也让我们看到了时代的悲哀。反思一下，人类在历史飞速前进的道路上，已经遗弃了多少认为是累赘的精神文明财富？以至于到现在，我们还有多少伦理道德资源可以使人发起庄严生命的内心神圣感，又有多少资源可以作为能够使人常存善念、克服染污的屏障与依归？但同时，又有多少语境在诱惑人的欲望奔涌而出，又有多少机缘在刺激人的罪恶膨胀发泄？时代大环境如此，浸染其中的个体又能如之奈何？
    仰止唯佛陀，让我找到了精神的归依，更让我有信心、有力量在心中常存善念。
    常存善念，为自己，为自己精神的成长。
    常存善念，为社会，为社会群体的安康。

摘自《广东佛教》